根据《暂行办法》，在直接投资形式下，投资范围仅限于保险类企业、非保险类金融企业和与保险业务相关的养老、医疗、汽车服务等企业的股权，而《2012年通知》则将该范围扩大至能源企业、资源企业和与保险业务相关的现代农业企业、新型商贸流通企业的股权，且该股权指向的标的企业应当符合国家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具有稳定的现金流和良好的经济效益。目前，从《暂行办法》的立法精神来看，直接投资形式下的可投资范围显示出相对保守的态势，其限于投资与保险业务相关的业务主要是考虑到直接投资下投资风险相对较高，而通过业务联动来实现风险控制和保险资金反哺相关行业发展的目的。
而在间接投资形式下，如保险资金对投资基金进行投资的，要求投资项目符合以下条件：(1)具有确定的投资目标、投资方案、投资策略、投资标准、投资流程、后续管理、收益分配和基金清算安排;(2)交易结构清晰，风险提示充分，信息披露真实完整;(3)已经实行投资基金托管机制，募集或者认缴资金规模不低于5亿元，具有预期可行的退出安排和健全有效的风控措施，且在监管机构规定的市场交易。
四、其他
(一)债转股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债转股现象多现于PE机构与目标公司，或者互联网金融机构与目标公司之间，由于我国对于企业间拆借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借款合同的效力与处理结论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在设计债转股框架时应尽量回避直接由PE机构与目标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因为PE机构与目标公司直接签订的《借款合同》存在被认定无效的可能性，那么基于《借款合同》产生的，PE机构与目标公司的股东签订《股权质押合同》，PE机构与目标公司签订《债转股协议》及《增资协议》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此种情况一旦发生，基于前述合同的期待性权利与保障均将无法实现。
所以在设计债转股模式时，应尽量选择通过金融机构委托贷款，在委托贷款法律关系中，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依据此规定，在委托贷款法律关系中，委托人向借款人充分披露代理关系时，受托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直接约束委托人与借款人。据此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中体现了如下倾向性意见：因委托贷款协议对债权人、诉讼主体等内容约定明确，使得委托人直接向借款人采取诉讼、仲裁等在内的方式主张权利的依据更为清晰、充分。因此，委托贷款的法律文件中，应对权利义务主体、诉讼主体作明确界定。
(二)法律规定限制转让的股权不可用于股权出资
本文前述出资人可以股权出资，但是限制流通的股权可否作为出资呢?限制流通的股权包括受其他股东或审批机构意志、因现行法律规定的约束而受限制等类型。如《公司法》第7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应经其他股东过半数通过。另一类是《公司法》和《证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限制，如《公司法》第141条规定的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证券法》第98条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如果公司章程对股东转让股权或股份有特别限制和要求的，股东以股权出资时，不得违反这些规定，这类股权同样不具备股权出资的适格性。此外，国有股的转让通常需要有关审批部门的审批同意。
前述《公司法》第71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受其他股东意志限制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一定的人合因素，为保障公司经营稳定而设。第141条第1款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份转让期限限制的规定，是因为发起人在股份公司中具有特殊地位，一方面为了保障公司成立初期的财产稳定，同时也避免发起人借设立公司损害其他股东利益。证券法、中小企业股权转让规则中对于股权转让的限制，亦是对于公司资产稳定，保证其持续经营的有效措施。因此，法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应当适用于股权出资。
(三)设定担保的财产出资
在以设定担保财产作为公司出资时，不存在“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情形，因此，有观点认为，设定担保的财产是不能作为公司出资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公司注册资本登记规定》以及山东省高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条都有相关规定，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作价出资。我们认为，不能当然认为以设定担保的财产出资无效，如果担保物权人同意，或者虽然没有担保物权人同意，但是出资人在出资之后又解除了财产上的权利负担，担保与公司出资是互不影响的。
但是出资人在交付公司后，能够及时清除担保权的，则应认定其履行了出资义务。其实《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8条已经明确了基本态度，出资人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资，或者以设定权利负担的土地使用权出资，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当事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土地变更手续或者解除权利负担;逾期未办理或者未解除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未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类似的规定在该司法解释第11条关于以设定权利负担股权的出资问题中，得以体现。由此可见，最高法并未因设定权利负担而否定出资行为的效力，只不过要求出资人进行一定的补正。
(四)无权处分的财产出资
出资人用自己并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进行出资时，该出资行为的效力不宜一概予以否认。因为无权处分人将其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进行公司出资，属于无权处分行为，若公司取得资产时系善意，应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对此《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7条第1款也规定，出资人以不享有处分权的财产出资，当事人之间对于出资行为效力产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予以认定。这一方面有利于维持公司资本，保障交易相对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能兼顾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五)犯罪违法所得财产的出资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7条对以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的货币出资取得股权的法律后果进行了规定，即在否定出资人股东资格的前提下，对其股权“采取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对实践中出资人用贪污、挪用等犯罪所获的货币用于出资的，应防止将出资的财产直接从公司抽出的做法。对货币这种特殊的动产，民法理论上一般均认为占有人具有处分权，出资人即使通过贪污、挪用等犯罪手段取得货币，也不宜认定出资人构成民法上的无权处分，所以在其将货币投入公司后，公司取得货币的所有权。在追求犯罪行为的责任时，不宜直接从公司抽回货币。而且，货币是典型的种类物，用处置出资人就该货币形成的股权后获得的价款补偿受害人，同样可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这种做法既符合民法的一般原理，又能同时兼顾公司、公司债权人与犯罪行为受害人的利益。所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规定在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追究、处罚时，法院应采取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上述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