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交钱、交权的过程极具中国特色。“中国人一向是谈完就完了，没有公告意识，就因为这个，不晓得你埋下了未来牵扯多少精力的原因。如果当时就按照程序走，始终保持一个定心状态，公告、等待批准、再做交割，这样会顺利得多。”宋卫平说。
“没有这么做交易的。”上海一位投行人士分析，在股权交割之前孙只应付定金，如果付全款应放在公共绿色账户里面，除非他们之间有君子协定。同样，在交割股票之前宋卫平还是大股东，他也不应交出管理权。“这都是对股东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他还做了个推理，孙宏斌支付全款，“是急于把这笔交易做实”。在他看来，孙宏斌做了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这笔交易是按净资产估值，而不是常用的资产重置法估值。绿城3889万平米的土地储备，300亿元的账面净资产，其中连土地增值税都已经扣除。“将土地增值税提前扣除、由卖方承担的做法，在中国内地的房地产行业交易中极为少见。”
至于是谁提出付全款、为什么要付全款，截止发稿日，孙宏斌及融创团队都没有对此做出回复。宋卫平对此的短信回复是：“应该是双方商定的。尽快完成。免得动荡。”在此前的采访中，宋卫平说，“要卖就卖得干净利索，不要拖泥带水，反正收了别人的钱也就倒逼着自己赶紧交出去。”
不仅仅是这份拖了4个多月才公告的备忘录，5月22日宋与孙签下的那份协议本身，都面临着法律背景不清晰的问题。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投票权）超过30%，便应该针对上市公司全部股份，提出全面要约收购。
“我也好，老孙也好，对这个东西都是不甚了了。我也没有过问，当时听他们判断说引发要约收购的概率非常低，因为股票只有24%没有超过30%。”宋卫平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想尽快完成交易。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投票权）超过30%，便应该针对上市公司全部股份，提出全面要约收购。2012年融创与绿城成立了合资的融绿平台，业界分析，这可能是这桩收购案中对一致行动人判定比较重要的依据。
9月下旬香港证监会对这项收购有了一个明确的意见，要求这项交易必须等待行动委员的裁决。如果证监会判定一致行动人成立，融创将不得不启动全面要约收购，或者放弃收购。
无论对宋卫平还是孙宏斌，全面要约收购都不是一个好选择。对于融创来说，理论上需要近200亿港元的资金，此前支付的63亿港元部分是从信托借款而来。根据香港的相关规定，一旦公司负债率达到80%就不能再借钱，融创借钱压力非常大。其次，宋卫平控制权易主，会触发绿城多笔合计24亿美元的融资协议，引发回购。假如与投资者沟通不好，这也将构成融创的资金负担。其三，全面要约收购一旦触发，可能留给融创完成交易的时间不足，一旦过了12月31日，审计师会发现融创资金莫名出去了，但却未得到相应的股票。这将引发一连严重的法律后果。一位法律界人士称，严重的话，会导致刑事责任。
而对于宋卫平来说，如果全面要约收购完成，他将彻底从绿城出局。
卖城始末
一笔20多亿的员工集资，是宋卫平卖掉绿城股权的直接原因
将时间调回交易之初。5月22日，当宋卫平宣布将24.313%的股权出售给融创中国时，很多人感到吃惊。“我以为公司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一位2013年底离开绿城的高管说，“太意外了。”
即便在绿城内部，这个消息也很突然。从4月初开始谈判到5月22日签协议，宋卫平卖掉股权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本刊记者接触到的一些绿城员工非常不理解：“50多个亿卖两三个项目就够了，老板为什么卖公司股权？”
“项目是属于上市公司的，我自己拿过来用是犯法的，”宋卫平承认自己急于用钱，卖股权的钱大部分用来归还了绿城控股债务。
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宋卫平卖掉绿城是急于用钱还赌债，一些文章中暗示宋卫平的赌债高达30亿。“这是不太可能的。”香港投行人士黄立冲分析，如果是急着还赌债，宋可以拿上市公司股份在香港抵押借钱很方便，“赌债都是高利贷，卖公司的过程很麻烦，浪费不起时间。”在5月2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宋卫平对赌博事件做过回应，“赌债占了3%”。按照63亿港币（50亿人民币）的总交易额算，宋卫平的赌债是1.5亿人民币。在本次采访中，宋卫平谈到了这笔钱的去处：“夏总、寿总拿走一大半，一笔20多亿的员工集资，蓝城投了一些，我自己用了一些。”“我自己用的一些”，从数目上计算不超过3个亿，这其中包括了赌债。他的两次回应中，关于赌债金额并没有显著矛盾。
宋卫平解释，这笔20多亿的员工集资，是导致他最终做出卖掉股权的直接原因。2009年开始，绿城集团每年都会通过杭州工商信托发行2年期信托，募资对象是公司员工，年收益率在10.5%-12%之间。借用这笔钱的，正是绿城控股。绿城控股是非上市公司，主要股东是宋卫平、寿柏年和夏一波，主要业务是足球、教育、医疗等不赚钱服务项目。据他透露，绿城做足球16年，纯投入有十几个亿。
2014年春天，楼市已经极度萎靡，销售数据很难看，宋卫平心情越来越糟。这时寿柏年因为健康原因明确提出要退休，资本财务口却没有人能接管。他开始担心绿城无法过关，这会引发员工集资的安全度。“这些员工还有亲朋好友几千人。万一发生问题，我在员工跟前就变成罪人了。我干脆把自己的股份卖掉，把员工全解套，把债务全部弄完，理论上我无债一身轻。”宋卫平如此解释。
卖掉绿城之前，他一直想把绿城控股的资产装进上市公司，这些年都是他自掏腰包为它买单。他认为，绿城控股这些服务类的资源和资产，对绿城房地产业务有促进作用，上市公司应该分担一些。为此他和第二大股东九龙仓谈判，九个月没有结果。
“他们要花要果不要根。”宋卫平很恼怒。情绪成了催化剂，他做了一个反向运动：“一不做二不休，那我不做了，你们自己做好了。”
“您为什么不缓一缓，忍耐一下，或者脸皮厚一点？”本刊记者问道。
“脸皮厚一点，我的人生就会不一样。我不愿意求人。”宋卫平说。
宋也试图寻找新的合伙人，譬如马云。就在宋卫平决定售出绿城股权之前，市场还在盛传马云计划投资绿城足球、医院与学校的消息。但正如后来人们所看到的，最终马云选择了恒大。
在资本的序列中，宋卫平是一个异类。在他的价值排序中，客户、员工与合作伙伴是排在第一的，而股东是排在最后的。宋卫平这种做法一直受到诟病。“作为公司的领导者，第一负责任一定是所有股东，然后才是客户。”黄立冲说。杭州地产界一位资深人士说，如果他是投资者，也不会选择宋卫平，他对股东的利益考虑的太少了。但又他支持宋卫平回归，“在地产行业应该有绿城这样的公司。”绿城是房地产行业的品质标杆公司，它的产品和服务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在这方面连行业龙头万科也望尘莫及。
他与孙宏斌的冲突也是必然的。在孙宏斌的价值序列中，股东与员工排在第一位，客户与合作伙伴是第二位的。这些从融创公司的特点得以表现——资本效率高、周转快、团队狼性十足。5月22日协议签订之前，宋卫平就多次揶揄过“现杀”这个词，这是融创销售的术语，形容第一次见面就能成交的客户。“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怎么能现杀？”他“悔约”之后，与孙宏斌有数次争吵，孙宏斌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也知道要对客户好，但是我首先要有企业，要做强做大。你对客户那么好，公司都没了，怎么对他好呀。”宋卫平也认可这个道理，但他觉得应该有一个平衡。孙宏斌这几年也一直在学绿城，但是宋卫平认为他学的都是术，“他没有从价值观上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