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掉公司之前，宋卫平听过很多人意见，“绝大多数反对”。他也几度反复，但最终还是做出了卖掉公司的决定。他对绿城团队的不满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绿城好多人有一个通病，他们就是不着急。”宋卫平说。从2011年以来，绿城一直在改革，尤其在比较薄弱的销售线上着力最大。他带领员工们学习平安保险的营销策略、奔驰公司的标准化管理等等，并大幅提高薪酬激励标准。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离他认为的理想状态还很远。这或许也不能仅怪员工，绿城基因中天生缺乏狼性，宋自己就不具备这样的人格。“他一般只会为产品品质和客户投诉骂人，对于那些完不成销售任务的管理层，他其实狠不下心来处理。”上述绿城前高管讲述了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带着没有完成的业绩单来见宋，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在融创、万达这样的公司，完成不了销售目标就得走人。但是宋卫平并没有骂他，只是说了一句“你们也很辛苦”。他很感动，但也认为这是宋卫平管理上的弱点，这样很容易放纵别人。
选择把股权卖给融创，宋卫平当时也有充分理由。融创与绿城的合资公司融绿平台，已经成立两年并取得显著的成功，在上海一跃排名第一，货值也到了千亿之上。宋卫平曾经评价，融绿做到了一加一大于2等于3的效果。有了两年合作，他认为彼此都很了解，尽职调查的时间就会很短。在当时，两人脾气性格显得颇为投合。
宋卫平的一位朋友曾非常郑重地指出了他和孙宏斌在理念上的不同，但他没有听进去。“当时还在融绿平台，老孙是客人、合作伙伴、也是朋友，大家彼此都带着点好奇和欣赏。”宋卫平说。但是到融创收购绿城时，这种主客关系发生了变化。
“宋卫平想找的是继任者、接班人，但对于孙宏斌来说这就是一场收购，他是个替代者。”杭州双赢机构董事长章惠芳说，两个人的心态、出发点不同，导致冲突是可以预见的。5月23日，她写过一篇《没有宋卫平的绿城不再是绿城》，观点如题。“我们旁观者都很清楚，我搞不大明白老宋好像自己不清楚？”宋卫平太感情用事，如果他很理性就应该想到，要么只能彻底放弃，要么就不要卖掉股权，从内心中深处，宋卫平对自己将卖掉的这家公司，执念太深。
宋卫平毁约之后，舆论上普遍说法是见利忘义。从7月初到11月初，融创管理团队进入绿城4个月时间，绿城中国销售金额352亿、销售回款235亿，而此时9·30新政已经推出，楼市前景一片大好，绿城中国已经走出生存危机。
无论宋卫平怎么解释，违约都是一个客观事实。人性中，自私是最深刻的本能。他自述并非为钱而回。多年前他已将自己持股的5%捐献给了在香港成立的“丹桂基金”，全部用于慈善事业。这件事他很少提起，知道的人也不多。
“即便交易复原，我在绿城的股份也不过5%，要说利还真没有什么利。”宋卫平说，他不能放下的是，“按照老孙的做法，绿城两年就没有了。”
追悔
“对家底一定要了解，这是这次矛盾的由来。不懂金融、法律不能当董事长”
5月23日融创收购绿城的新闻发布会，洋溢着大哥禅让、小弟感恩的情义。可仅仅4天过后，就发生了一件极不和谐的事情。
5月27日，宋卫平在去银行的路上，接到了电话，说财务部下了文件，要停止一切支付。此时，融创只支付了5亿多人民币的定金，并没有全额付款。
“我当时就火了，拿起电话就骂人。人家才付了定金，我才走了几天，你们就敢这么做，卖主求荣的家伙……”宋卫平轻叩着桌子回忆，法理上他依然是绿城董事长，停止一切支付的命令只有他才能发。该事件当事人为一名女员工。在绿城，宋卫平对女员工一向很宽容。一位全程参与绿城收购案的幕僚透露：“做卖绿城的决策时，她在一些关键数据上误导了老宋。老宋以前听人说过，但没有相信，停止支付这件事坐实了别人的说法。”该信息并没有从宋卫平处得到证实，他不愿意谈这件事。
在11月30日本刊记者的第三次采访中，宋卫平对自己“毁约”行为再度反思。他说：“对家底一定要了解，这是这次矛盾的由来。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我自己对税务、法务、财务，对资本、金融的不关心。”创业20年来，他不愿意管、也从没管过这些，主要由寿柏年在管。到2014年11月中旬他才第一次认真了解什么是净资产。对家底的不了解导致错误决策。
卖掉没多久，宋卫平就后悔了。6月份已经有不少不愉快的事情，但是要遵守合同约定，“卖掉就卖掉了，也就忍了”。7月7日，融创支付了全款，宋卫平交出管理权，以田强为首的融创管理团队进入绿城。宋卫平开始催孙宏斌交割股权，催了两三次，孙宏斌的回复都是“再等等”。
如前文所述，按照绿城律师的说法，7月份香港证监会已有一个对绿城收购案的意见函，但宋卫平说自己没有看到。
对于宋卫平这种说法，上述上海投行人士表示怀疑：“融创收购的是宋卫平个人的股份，意见函应当送达本人而不是公司。如果没有收到宋卫平的签字，香港证监会一直发。”
宋卫平如此解释：“当时我听说好像有个文件下来了，就去问老孙，他说没有呀，去问问。后来我想是不是还没有送到或者别人忘了，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孙宏斌是否看到这份文件？他没有对本刊做出回应，但从孙宏斌的举动推测，他应该是看到了这份文件。从7月开始，孙一直拖着不交割股票，主要原因是担心一致行动人判定会触发要约收购，他在等待香港证监会的意见。
到了8月，绿城客户、合作伙伴、政府的负面事件越来越多，宋卫平找孙宏斌处理。“孙宏斌总是说是是是，好好好，但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8月19日宋卫平在和一个朋友看球赛时，第一次谈起了想回归的事情。朋友当时给了他4个意见：第一，法律上有没有问题；第二，孙宏斌会不会放手；第三，绿城拿回来以后人事怎么安排，包括融创的人怎么安排；第四，对销售、对整个公司会造成什么影响。朋友劝他不要回来：“拿回来有拿回来的难处，拿不回来有拿不回来的好处。”宋卫平说，当时说回归也就是个情绪，并没有认真想过。
这种情绪很快传导给了孙宏斌，也几乎是在同时，孙宏斌开始催促宋卫平交割股票。但宋卫平不同意：“才交给你们一个月，出了这么多问题。如果交了我就更没有办法约束他们了。”此时的孙宏斌，已经有了赌一把、硬闯过关的决心。绿城董秘冯征说，香港的法律是case law（案例判决法），只要监管部门不说，有的做了就做了。
8月24日，孙宏斌和寿柏年到香港，准备出席第二天绿城半年报发布会。寿柏年给宋卫平发了三条短信，催宋卫平交割股票。这也激怒了宋卫平：“以前我催你们签，你们不签。现在我知道有点问题，还挺复杂的，你们本来应该给我做一个很详尽的解释，而不是几个短信或者打一个电话。”寿柏年在这场并购案中是一个微妙的角色。宋卫平的幕僚说，由于健康原因，他想尽快完成交易、退休。
到了9月，宋卫平又想到要让孙宏斌签一个详细的备忘录，哪几个事情什么时候完成。他那时想过，把几件明显应该纠正的事情办完之后，把所有股份都卖给孙宏斌，“眼不见为净，随他们去折腾吧”。
但是不断报上来的负面事件，让宋卫平越来越愤怒。东营的合作项目股东投诉，没有经过股东批准，总经理就被绿城换掉了。在这个项目中，绿城的股份非常少只有8%。“我为什么愤怒到那个程度？谁都不能做的，于情于理于法他们都是错的。”这件事情之后，宋卫平认为再这么下去绿城很快就完了，“备忘录里我已经无法约束大的方向了，他又不是没有说过会努力如何如何。”